山西大学纪检监察

邵建伟曾经是太原市公安系统中最年轻的局长，在很多人眼里他少年得志、前途无量。从云端坠到谷底似乎只是一夜之间的事。2004年3月他被双规，一年之后被双开，之后被刑拘、被逮捕、被公诉，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之巨。在邵建伟受贿案第一次公开审理之际，我们专程赶赴阳泉对邵建伟进行了采访。
    主持人旁白：邵建伟1957年11月4日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。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，母亲没有工作，从小家庭生活非常拮据，是母亲一手将5个儿女拉扯成人。出类拔萃的邵建伟曾经是全家人的骄傲。
    邵建伟：唉最惦记老人了，正是安度晚年的时候。
    主持人问：算起来有一年没有见家人了吧！
    邵建伟答：一年半了，快两年了。我母亲因为我的事情，明显衰老了许多。老人对我依赖比较重，我是长子，我觉得我是很孝敬老人的。现在我对老人很内疚。这么大的年龄了，78了！
    问：那你现在最惦记的是你母亲？
    答：最惦记的就是母亲和孩子，孩子小、母亲年龄大，我是个中年人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出了这种事情，老人和孩子其实是最烦恼的。孩子受了很大影响，去年复习，今年高考。正在高考期间出的事情，咱也觉得对不住孩子，孩子人生的关键时刻，第一次选择的时候，没有和孩子在一起，没有在孩子身边，哪怕是关心他、支持他，没有做好。
    主持人旁白：1978年8月，邵建伟在插队期间考入了山西省人民警察学校，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一个派出所工作。那一年他23岁。在这之后，因为工作出色，他先后担任过派出所所长、市公安局的处长，直至公安局局长。在当时是太原公安系统中最年轻的局长，因此他也获得了许许多多的荣誉，但是在这众多的荣誉中，他最看中的是因为拒收100元钱而上了报纸的经历。
    邵建伟：报纸我都保存着呢！《太原日报》第一次登我拒贿百元。当时，我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民警，《太原日报》头版登的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是二版登的。第一次上报纸，很珍惜、很珍惜，第一次自己的名字印在报纸上，很珍惜！
    问：你缺钱吗？这个钱缺不缺？
    答：实实在在讲这是相对的，怎么讲呢？你问得我比较仓促，也比较突然，你从哪个标准上讲？这个缺钱不缺钱，确实是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感受不同，想法不同，有些亿万富翁可能还没有满足，有些贫民百姓可能就比较满足。你要从生活的角度来讲，满足这种普通人生活的角度，不能说我缺钱。严格地讲，公安机关的工资也不低，国家对于公安的工资，原则上还是比较照顾的，要高于地方一些，而且当时就稍微高一些，这几年更高了。这么个情况，要说生活上不能说缺了吧！应该说满足一种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。但是要说生活得好一些，也还是比较普通的，是吧？
    问：也就是说，你对你生活的现状并没有满足？
    答：对，肯定没有满足。因为有些时候思想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在这方面确实是受到各方面的影响，周围的一些人因为做了一些事情，包括经商、做买卖，富起来了。确实是思想上受影响，有些时候心里面也有些不平衡，感觉到自己付出的也不少，能力也还可以，但是得到的不是很多。要说从国家的角度讲也不少了，但是要从自己来讲，感觉到还是应该更好一些吧！有这种因素，所以说这个感受不同。
    问：你对金钱是不是看得很重？在你的材料里面，我们看到有这么一句话：“我对金钱太贪婪了，脑子里面有些自觉不自觉的东西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升官发财，光宗耀祖。”这就是你对钱的理解吗？
    答：这其实也是一种潜意识。其实要从我内心的本意，实实在在讲，我更看中的是在工作上的进步。说白了就是对权力的这种追求，我其实更看重这个东西，这应该说是比较上心、比较操心的，费尽心思了，这个操心比较多一点，这个比较明显。
    问：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钱是随着权自然来的一个东西。
    答：有些时候到了那个环境里面，确实是那么个情况。国家公务员通过什么来体现自己的价值，一种外在的标志无非就是一个什么级别，比如说你达到了什么，科级了，处级了，或者是你达到更高一些了，好像感觉到这是一个人，做一些工作，做一些贡献，包括对个人能力和实现一种价值的外在的一种标志和体现吧。就这样的一种感觉，可能表述不是很准确，自己心里就是这样想的，感觉到是一种标志。
    问：那你是不是说，有了权就有了钱？
    答：对！其实两方面因素都有，无非就是追求权力，追求金钱嘛！也有为了提拔、为了进步这方面的因素，这是说实话了。
    主持人旁白：在邵建伟看来，他所说的进步、发展，其实就是一种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，他要聚敛钱财就是为了获得权力，在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之后，就能谋到更多的金钱。
    邵建伟：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觉得主要是自己主观上出了问题，但是客观环境确实也对我主观上的这种变化起了影响。就是哲学上讲的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，内因是变化的根本。自己要是在这种环境里面洁身自好，要是能做得好，那也不会出问题。但客观环境确实是对自己这种思想、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    问：我们看到在你的朋友里有很多私企老板，那你和他们接触这么密切，是不是要得到更多的金钱呢？
    答：要实现我个人的一些包括极端个人主义的一些想法，肯定要去接触一些老板，包括接触一些领导，这是必然的，这是肯定的。
    问：在你和他们接触之后，对你的思想、对你的行为是不是有影响呢？
    答：那肯定有影响。问：都有些什么样的影响？
    答：和他们接触，我感觉他们付出的也不是很多，未必比我付出的多，未必比我在工作方面付出的多；这方面确实心里面有些不平衡。
    问：那你当时就算账了？
    答：我退休的时候会有多少钱，会拿几个钱，这就算一生能挣多少钱，包括把工资增长的那些因素都考虑进来，这都算死了。所以就不平衡了。
    问：从材料里面我看到，在1996年以后，你收受贿赂的情况特别多。
    答：对，有个过程，逐渐逐渐的，1996年之前也有。
    问：但是1996年以后更为严重。
    答：1996年有了权了么！权大了么！你看，这是和条件结合在一起的，没有条件，你再善也做不了多大的善事；再恶也做不了多大的坏事。恶人要拿一支枪和恶人要拿一块砖，他伤害的力量是有区别的，一支枪的条件和一块砖的条件是有区别的。人性里面有善的一面有恶的一面，有时候善的一面要表现出来需要机会；恶的一面要表现出来也需要机会。我说的恶就是坏的一面，包括我现在做下的这种事情，我认为就是恶的一面起了作用了，大概念上讲违法犯罪肯定属于恶的一面，这种恶的一面的表现需要条件，没有条件的时候它可能是很善的。是不是？有些时候有了条件就催化了。其实我是1996年担任了局长之后，它有了条件了，受贿罪必须有职务的便利，职务就是个条件，没有职务这个条件受什么贿？这就是一种职务犯罪，这就是有条件的一种犯罪，条件就是职务。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谨慎呢！把这个条件把握好。
    主持人旁白：权力是人民赋予的，但是在邵建伟看来，权力却是他聚敛钱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。
    邵建伟：开始的时候是拒收，感觉到不该要，也不能要、不敢要。到后来接受了以后，开始心里面有些不安，觉得是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慢慢到后来，就觉得习以为常了，连不安的感觉都没有了。确实是那个时候已经麻木了，到最后的阶段已经麻木了。
    问：人在那样的情境中是不是就身不由己、迫不得已？
    答：咱不能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这种环境，不能归咎于社会，这个恐怕（说）不通。我刚才讲了环境是一种催化的作用，是一种条件，绝对是刺激、是一种压力。但是主要我觉得应该是自己，自己要是在一定的环境里能够做得好，确确实实需要很强很强的定力，没有很强很强的定力，真的确确实实很难很难，这是我的体会。
    问：那当时你怎么就会觉得这里面不会有问题呢？
    答：在收受当事人钱物的时候，采用这种一对一的方法，送的人是一个人，我一个人收。到后来基本上就是采取这种方法，而且送钱送物的人也很懂，一般情况就是一个人去。而且我觉得这是党政干部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，所通行的普遍采取的一种方法，包括社会上送礼的人都懂这个道理。我后来大量的违法违纪的行为，就是在这种方法的支持下完成的。觉得没人知道，一对一，你说有，我说没有，这就说不清楚，没有多考虑是不是外面有没有人，楼下有没有人，连这个情况都没有考虑，考虑了一个简单的一对一，只要当面一对一就是一对一！其实有时候有简单的一对一，还有复杂的一对一，也可能楼上是一对一，楼下可能还有五个人，车里面是一对一，车外面还有几个人说不清楚，那就是复杂的一对一，就不是简单的一对一。我想这种侥幸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你想想如果当时我要是没有这种想法，没有这种认为、没有这种方法，绝不会做成这样，绝不可能。咱要想到一对一也马上就可以查处你，肯定不会做成这个样子的。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，要多说一句，那就是有这种违法违纪问题的人，可能还在采用这种方法，我想这不是一种很保险的方法。
    主持人旁白：看似这样一个万无一失、保险至极的方法也没有确保邵建伟的万无一失，最终还是使他越陷越深。采访中邵建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，他说金钱一段时间左右了自己的价值取向，缘木求鱼地追求幸福，最终成了最不幸的人，这是多么大的一种讽刺！
    问：我们党的反腐败斗争一直是在声势浩大、深入持久地开展着，而且也陆陆续续地查出了一些腐败分子，那么你一点也没觉得害怕，你就不怕有一天会查到你的头上？
    答：也有过这种担心，我记得有些时候，我也看看《纪检监察》等一些杂志、报纸，说实话我看那个杂志，有些时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不是从受教育的角度去看，而是看看这些人是怎么就能出了事情，是从一种防止自己出事情的角度去看，怎么这些人就能被查处了呢？事实上，那个时候思想上确实是已经出了大问题了，它已经不是考虑怎么去悬崖勒马，怎么受教育，怎么去防止自己发生这种事情，而是在想着怎么去回避、逃避，怎么避免自己被查出，怎么去做得更巧妙，都是这样去想，这就是蜕化变质了，思想上出了问题了。这是说实话，因为到现在我觉得讲实话比讲套话更有价值，在现在这种状态下，我把我的灵魂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看，让大家受教育。
    主持人旁白：在他眼里并没有引以为戒，从而自重、自醒、自警、自励，而是想了解这些“倒霉蛋”被查处的原因，从而提高自己的反查处的能力。
    邵建伟：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要想人不告，除非己莫为；要想人不查，除非己莫为，不要做这种事情。陈毅讲的，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。这是我多年以前记下来的，这是我当时确实是还很纯洁的时候，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记到日记本里头、背到脑子里、记到心里头的话，但是后来也忘了，这是出了事情以后又想起来了，党性的观念，党性的意志淡化了、淡薄了，没有以一个党员的标准，严格要求自己；没有按照党章、党纪去办事情去。谈到学习，我连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都没有仔仔细细、认认真真地去读一遍，严格地讲，这是关系到咱自己的身家性命呀！关系到自由的问题呀！如果要讲游戏规则，那是党内最大的、最具体的、最实在的游戏规则，这就谈到党性观念淡薄了，党的意识淡化了，确实存在这些问题，应该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去，我想这是我们这些出了事的人，共同的一些思想问题吧！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。
    问：现在能不能给那些和你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一些告诫。
    答：不要有侥幸心理，要是从查处案件的角度上讲实话，这案子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东窗事发，有些时候你觉得你做得完美无缺、觉得天衣无缝、觉得天知地知，其实不是那么个情况。我被查处了，我感受很深刻，绝不是那么个情况，有些时候自以为是、自欺欺人、掩耳盗铃，没有用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去做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忍住点，在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忍住点，现在不是讲定力吗？定力这是一种很高的修养，是一种境界呀！为什么一直在讲党的修养，党性修养也是这。党组织教育也是这样的教育。咱们平常讲话就是一种定力，在这方面确实很难，怎么去做好，我觉得现在党中央包括中纪委、包括各级党委做这方面的工作，其实也就是要让我们加强这方面的定力，拒腐防变的能力吧！也就是在这方面做了，外部的环境关键就是一些掌权的人，一些当权者，手中大大小小握有各种权力的人，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。比如说，像我担任职务的时候，今天要请你吃一顿饭，一顿饭的影响，一次娱乐活动的影响，一件物品的影响，包括美金，人民币那就更不用说了，这是必然的。你要担任一定的职务，肯定会面临这些问题。那么你面临这些问题怎么去处理，这其实就是人生的关键时刻，怎么去处理，怎么面对这些诱惑，怎么面对一些人情的攻势，有些可办可不办的一些事情，包括一些擦边球，包括一些违法违纪违规的事情，怎么去处理，这是个关键！我觉得，你怎么去抵制这种诱惑，老生常谈、老话题：糖衣炮弹。刘青山、张子善那都说得多了，但是为什么这几年还是要一直这样地走，确实需要自己去做好，必须自己去做好。党的教育、国家的教育、社会环境的教育、家庭的教育、学校的教育，这是一方面，最终一切都要落到自己头上去，最终都要自己去把握好，我的违法违纪问题要说爆发，也就是通过个别的事情，个别的事情都可能爆发出来，要做得多了以后，你个别的事情太多以后，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出问题，不定哪天，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出问题，可以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。有些人59岁以后退了休，但可能在家里面都不安生，未必是查你自己，有些事情它就牵扯到一起。有些事情可以把你牵扯出来，一个扯一个就把你扯出来了，很具体，很实在，就是从防止被查处的角度也不能做这种事情。所以说还是那句话：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！众目睽睽难逃脱，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
    问：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
    答：是悔恨，确实是悔恨！悔恨是我日常的心态，我想这个还要持续很长时间，确实是悔恨。在这方面想得比较多一些。党组织这么信任自己、培养自己，怎么就能做这种事情，经常问自己，确实是多少次地问自己：为什么能做成这个样子？所以说，从内心来讲，我对党组织对我的这种查处，真的一点怨言都没有，丝毫没有怨天尤人。我的良心确实感觉到自己做错了，自己对不起党，党组织信任你、培养你，让你担任领导，让你保一方平安，你怎么能不听党的话。我们平时人与人之间相处都是你信任我，我信任你，如果别人信任我们，我们都应该听他的话去做，况且我们的党组织。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做好，确实是糊涂了，在这事情上确确实实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公安机关，永远对不起党。
    问：那你现在还很看重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吗？（邵建伟流泪了）答：我永远不会忘记党对我的这种抚养、关怀、信任和培养！
    主持人旁白：采访结束了。在采访中，我们看到最多的是邵建伟悔恨的泪水；我们听到的是他不止一次的叹息和忏悔。邵建伟受贿案留给人们的深思远远不止这些！